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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有声!旅居堪培拉的著名民族女高音歌唱家关秀勤

Updated: Oct 5, 2018



第一次见到关秀勤阿姨,是在堪培拉的一个华人活动上,

她打扮得非常得体,


关阿姨当时正在指挥着一个30多人的合唱团,

团员们都是当地华人,各个意气风发!

大家都叫她“关老师”,因为这个合唱团就是在她的指导下组建和排练表演的。

关阿姨的举手投足间透出的是一种优雅的气质,

一种只有长期从事文艺工作的人身上才有的气质。

与她谈话,发现她的声音清楚洪亮

根本就不会想到她已经是80多岁的年纪了...

我与关阿姨约好在位于堪培拉南区她的家里见了面,

她和丈夫杜先生一起接待了我,

(附上一张关秀勤和杜先生的结婚照)

她的家里布置得井然有序,

可以看出关阿姨化了淡妆,穿着依然非常的讲究,

关阿姨珍藏了许多非常带有时代感的老照片

每一张照片的背后都记录了她艺术人生的片段...

让我们一起来与关阿姨聊一聊天,

了解一下这位堪培拉华人跨越时间与空间的精彩故事...

关秀勤阿姨所经历的那个年代, 是比电影《芳华》还要早上一代人的! 可以说她的艺术生涯与新中国同龄...

您是什么时候来到堪培拉的呢?在这里是怎么继续您的歌唱艺术生涯的?

1988年就移民来堪培拉,1991年的时候又回了香港,

真正定居在堪培拉是从2001年开始的,

我一生都是做文艺工作的,所以总是闲不住, 

2001年正式过来以后,从02年就开始在“澳华会”开展一些文艺工作。

当时的澳华会有卡拉OK,我就唱了一段,

很多人听了就问我是不是学过,还让我教他们,

那个时候的堪培拉可没有多少华人,

而且以香港,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华人居多,

没有几个大陆来的,而且都是说粤语,

所以我们就唱粤语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还有邓丽君的歌,

那时候他们都喜欢听歌,但其实并不太懂怎么唱歌,不知道用什么样的声音发声,

就需要人来指导一下,

我就从02年开始培训大家,03年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上台表演了。

那个时候我还自己掏腰包,

从深圳做一批演出的服饰和装饰品带过来,给大家上台表演穿。

近些年堪培拉来自大陆的华人多了起来,

也有越来越多人加入了“澳华会”,

于是我们组织了一个小型的合唱队,

这个合唱团的成员们都是在堪培拉陪子女生活的老年人

所以我们就起名叫“常青合唱团”

我们从8个人开始,发展到现在30多个人

有7、80个人报名,但流动性很大,

我们能保持30多个人已经不错了。

其实都是业余的,来带孙子的,

外界对我们印象都很好,评价也比较高,

每周二都有排练,也欢迎新的成员加入

我们这个合唱团也多次登上了堪培拉的各种舞台,

您是怎么走上民族歌唱这条演艺道路上的?

我老家是东北的,但是很早,一九四几年就全家去了北京,

我住在北京的东单,一个四合院里,

我们那时候吃完晚饭就去王府井那里转,特别热闹,

街上也都是放的京剧,也会经常在宵夜的时候碰到老的艺人,

秦怡,白杨,张瑞芳…都碰见过。

那时候我才十几岁,

早上在当时的“青年艺术剧院“经常见到很多人在扭秧歌,

心里就很激动很羡慕,每天扒着墙看,

后来偶然看到他们要招收一些新的学员,我就立即报考了,

那是1949年的5月份,我16岁,新中国还没有成立。

当时的招生考试很严格,考的科目很多,要识谱,还要唱出来,听音色音准,

还有考官弹钢琴看你唱得准不准,还要念诗,要有情感,还要跳舞,什么舞都行,

我也就会交际舞,三步的,四步的,考试的时候还都有配乐,你就要表演,

当时快解放的时候,从延安传来了一些表现“兄妹开荒”的舞蹈,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表现的也不是兄妹,而是情侣...

我当时趴着窗户看过几次表演,心里记住了,

于是就在考试的时候现场跳了这么一段,

可以说我的命运很受老天的关照,

我当时是心里没底的,但一跳完旁边人都说很好,

跳完以后我的考试就结束了,然后就让回家等通知吧,

等了一个多月,就收到了录取信,

我终于如愿成为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的学生,

我当时很高兴,才15、6岁,兴奋得不得了!

1949年的6月18号那一天,我记得很清楚,

我姐姐和姐夫陪我一起去报到,我这就算入行了...

您在艺术剧院的学习生活是怎么样的呢?

我进入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没过多久,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就成立了!

我们都非常的激动和兴奋!

所有人当时真的思想很单纯,怎么累怎么苦都很高兴,

进入了艺术剧院以后,就接受的是革命的教育了,

自己的思想也进步很快。

1952年,我学习了3年以后毕业了,

这3年中,我在音乐、舞蹈、戏剧、朗诵等方面都打下了基础,

甚至包括化妆也学会了,直到现在都记在心里,

那时候的曲艺工作者,就是不仅要会唱歌,其实什么都要会。

您是怎么进入到中央民族歌舞团的?

在1952年,我从青年艺术剧院毕业了以后,

当时周恩来总理就说,

“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解放以前各民族是不平等的,新中国成立以后,汉族要多帮助照顾少数民族...”

首先就是要在文艺领域里面成立一个多民族的文化艺术歌舞团。

那个时候如果临时招人是来不及了,

当时在北京有三大剧院:

人民艺术话剧院,中央歌剧舞剧院,以及中国青年艺术剧院。

周总理说就从这三大剧院招,

年轻有为有前途的,调出来支援中央民族歌舞团。

我就在那个时候被调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

身边都是一批很年轻的人,各方面的人才都有!

您进入到中央民族歌舞团以后都做什么呢?

既然我们是民族歌舞团,那就必须得要表演中国各民族的歌舞,

那我们就得去向各民族的老百姓学习

上级要求我们要用1年半的时间,

去西南和中南的少数民族地区去生活学习,

不只是去到那里学歌舞,

要求我们要“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然后是同学习,

学习放在最后,因为要我们先给他们付出,心要给他们,然后再从他们那学习。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可真是非常的苦,就连去的路上都险象环生。

1953年我被派往西藏那边,

那边海拔随便都在5000米以上,

去之前要体检,身体合格才能去。

和我一起同行的一共有70多个人,

那时候没有飞机,我们先坐火车到成都,再换军车,

要过云贵山川72道弯,有一个排大概30多人的解放军来护送我们。

大卡车开到最后也走不成了,只能换骑马了,

我们都不会骑的,上都上不去,

解放军把我们托上去,就骑着马要穿慢慢前进着。

那时候1953年西藏还有很多地方是没有解放的,路上还有土匪,

我们那时候都戴着解放军的草帽,上面写着“八一”,

如果被土匪用望远镜看到,肯定会以为我们是军队的,

所以我们有些地方要下马,头低下,用马肚子掩护着走过去那一段,不能让土匪看到。

最后我们终于到了目的地,当地的藏民还欢迎我们,喝酒唱歌很热情,

…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也许很多年轻人是根本无法想象那时的情况的。

我们所有人就都和老乡们同住同吃了,

晚上就睡在地上,我们很多人头上都长虱子,

老乡烧煤火取暖做饭,所以每天每个人脸都是黑的。

我们是吃不到新鲜蔬菜的,也没有米饭,每天吃馕,玫瑰大头菜,

现在我还挺喜欢吃,切成丝,就着干饼就吃了,

有些老乡家富有一点,每天还能吃点酥油茶。

每天还要背水,到山上背水。上山容易,下山就难,山路多、平地少,

我们只能装7、8成的水,上面放个树叶,防止水溅出来,

但还是不行,我们每次得洒很多水出去,后背都全湿了,

但老乡的水不会洒出来,他们会控制,我们就得学习,这都是生活,要学。

要生火做饭就得下山捡牛粪,这我们哪捡过啊!

很臭,还得用手捡,我们偷偷拿纸垫着捡,

后来被发现了,回去还被严肃批评,

开生活检讨会,就说我们革命不彻底,没有学到老乡们的朴实,还有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的感情,

“是不是革命不彻底啊?”经常晚上回去会被教育批评。

从西藏学习回去以后呢?

我们1954年回到了北京,

要把所有学习到的老乡的歌舞进行改编,

包括服装,要能适合舞台表演。

我们回到北京以后用了一年多的时间培训,

我们的民族歌曲都是在那个时候学会的。

我那时候唱女低音声部的,

我们有个制度,每三个月要汇报给领导,要让领导心中有数。

我们那时候女生每月拿3.5元,男生3元,多的那5毛是买卫生纸的。

后来2、30元人民币,还是不错的。

那个时候我们把钱什么的看得真的不太重,

没有现在那么看重,只是兢兢业业的工作,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追求,就是一心一意的交给祖国了,全部听党和国家的安排。

后来节目排好了,

那时候还没有人民大会堂,我们去到中南海里面表演节目,

有几个节目是被领导点头的,

中央民族歌舞团在这个演出完了以后是评价很高的,

因为我们用了1年半的时间去体验生活,可以说我们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总理很喜欢我们,那个时候也没什么照相机,所以照片都没有,

您当时最擅长的是什么民族歌曲呢?

那个时候我就想,

一个人要想出人头地,必须要做出一番事业来,要靠自己的刻苦来培训自己,

所以我每天钻到琴行里头练习。

我很喜欢朝鲜歌,跟着团里头朝鲜族的人学习,不断练习,

去学习他们最古老的民族音乐,民歌,

像《春之歌》,《阿里郎》,我还学用朝鲜文演唱。

那时候中朝关系很好,很流行朝鲜歌,

有一次北京的民族艺术大学的大礼堂里面汇报演出,

我就唱了朝鲜歌,

唱了两首,台下坐了很多民族的人,

我唱了一半的时候就鼓掌,因为他们听得很亲切,

“超思密达!超思密达!...”

就是很好的意思,

谢幕两三次。

就这样,领导开始重视我了,从此以后就有我独唱的机会了。

1960年我们去苏联表演,我也唱的朝鲜歌,

表演结束以后,大家列队等着周总理的接见,

独唱歌手站在第一排,总理一一握手,

和我握手的时候说我朝鲜歌唱得不错哦,

总理问我是不是朝鲜族啊?我说不是的,我是满族,

我们的团长在旁边就说:“对,她是满族,不是朝鲜族。”

总理就说:“那你的朝鲜歌唱得好啊,底下人都听懂啦!你叫什么名字啊?”

旁边的人都叫:“小关,小关”,

总理说这是你的外号啊?

我说我叫关秀勤,简称小关,

总理说这个名字好记,姓关,满族,

周总理在我这里耽搁了挺长的时间,后面还有一大半的人等着握手...

后来1973年我们去了朝鲜,庆祝金日成70大寿。

我们赴朝,当时带去了三台晚会,

由上海舞剧团表演两个舞剧,

一个是《小刀会》,一个是《宝莲灯》

还有一场就是歌舞晚会,就由我们民族歌舞团表演的,

一共7个人,我独唱《丰收的喜悦》,引起了轰动!

晚上邀请我们参加国宴,我穿了一身旗袍,

见到了很多朝鲜的电影导演和演员,

他们一直说我是“擦瓜”、“擦瓜“的,

我心想这什么意思啊,怎么说我是傻瓜?

后来翻译告诉我,

其实他们”擦瓜“意思是苹果,他们是说我像苹果,邀请我去参演他们的电影,

我说这我可得听领导的安排。

我们是双重领导,不光是北京中央文化部,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

所以我们的生活待遇,包括住房条件在当时应该还算是不错的。

您是什么时候去的香港呢?

1975年跟随着丈夫去了香港,对于我来说一切都从头开始...

我去香港不会粤语,买菜都闹笑话,

写的还是罗马字,看也看不懂,给多给少,我也不知道。

到了香港以后,我买了一架钢琴,教教学生,

后来也有歌剧舞剧院的朋友过来啦,

那个时候想演出,也不知道该唱些什么,

我把我的歌的歌词改了,起个艺名,叫关琦,后来又改回了原名。

有人推荐我去“白兰合唱团”做声乐老师,在香港经常演出。

“白兰合唱团”,人数多,团员素质还很好,都是太平绅士,银行高管,医生等,

97年回归的时候参加了大合唱,

我在香港的时候,EMI百带唱片公司的经理邀请我去录唱片。

从1975年到2001年,关秀勤在香港继续着自己精彩而传奇的演艺生涯, 也为中国民族歌曲在香港的普及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下面就为大家展示一些关秀勤阿姨在香港生活期间的照片...

关秀勤自2001年定居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后, 同样也积极参与到当地的文艺活动中, 毫不吝惜地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最重要的是她将自己的专业和经验带到了堪培拉, 并且无私地向所有文艺爱好者们倾囊相授, 极大丰富了当地华人的文化艺术生活, 也为中澳之间文化的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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